我在造船厂的设计部门干了十年,虽然不是什么设计专家,但对船只设计略有心得。船只设计是一件很复杂的工序,因为它涵括了许多要素,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比方说要增加速度,就得把船弄尖瘦,或增加马力;船身尖瘦了,货舱的容积不足,排水量不够,无法装载所要求量的货物,就得加深吃水,并可能影响船只的安定性;若加大马力,又得加深船尾吃水,又得增加建造费。
主机的选择也是要考虑许多因素,若为了节省维修费而选择较低速的柴油机,则要考虑机房能否容纳得下较大的机体,以及吃水够不够容纳低速较大的螺旋;若是双螺旋的船只,只有用较高速的柴油机,因为高速机的体积较小,容易配置。除了选择主机外,还得考虑螺旋的大小,低速大螺旋有较佳的推进效率,但若在较浅的水域航行,又不能用大螺旋,因此,就得靠减速机来调整螺旋的转速以达到最佳的推进效率。
要符合船只上的电力需求,就得考虑船只在不同时段的需求,例如正常航行或正常作业时段、停靠码头休整时段以及起卸货物时段,其所需的电力都不一样。为了安全,通常每艘船都有一架主发电机,及一架备用发电机;备用发电机的容量不一定和主发动机一样。但作业船则通常采用三架发电机方式,休整时段用其中一架,作业时利用两架,剩下的一架为备用。现代的箱运船,都不设起重机,因此,没有起卸货物的需求。
一般上,我们都不是从无开始,而是从资料库里寻找类似的船只的资料,再加以修改,以符合船主的要求。虽然如此,建造出来的船,还是会发生误差,以致需要修补或增建。我们所设计的第二艘新船,是一艘300 吨的载货登陆艇,建造完成测试时,才发现少了整百吨。船主虽勉强接收,但要求在适当时候,再把它延长以满足船主的要求。
载货登陆艇
替马来西亚巴生港建造的两艘双引擎双螺旋拖船,在试航时,发生无法直线后退;一般双螺旋船只可以直线后退,不知何故竟直打转,最后只好在船首加一块整流板来解决。为新加坡海军建造的两艘小型的登陆舰,试航时竟不会前进,只直打水。后来发现每小时五海里的船速是满载时的船速,用碎钢板把登陆艇吃水加深才达到要求。
船首整流板
试航是设计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主要是测试船速。刚开始时,我们只建造小型船只,速度不会与设计的有大误差,即使有些许不达标,船主也不会计较。但万吨以上的船只,若不达标,是要赔偿损失的。因此,测试船速就要非常准确,不能用丢木片来测试船速,而是要用更精密的电子仪器或设固定的测试杆来测试。
在七十年代,我们曾建造一万多吨的货船及九万多吨的油槽船,为了寻找适当的海域来测试船速,我们还曾去柔佛岸外的小岛( Pulau Aur )勘探设置测试杆的可能性。不过后来在新加坡港内找到适当的水域,利用电子仪器来测试,才不必到外海去试航。
90,000 吨油槽船(最大)
在我的记忆里面,这是唯一一次并由日本主办的亚洲太平洋造船专家会议,1973 年当时新加坡在这个区域里的造船业还坐第二把交椅,因此被邀请参与会议。请柬是发给新加坡政府,由经济发展局派两位代表参加,但也邀请造船厂派一名代表参与盛会。船厂日本人经理要派我去参加,但本地的副总经理不答应,甚至威胁不发给我参加会议的旅费;我甚至答应我可以自付旅费,但不住指定的高级酒店,另选附近便宜的酒店,可是日本人经理执意要我参加,并坚持一定要跟大家住同一酒店,回来后费用帐单由他负责签发。会议在日本外交部的会议厅举行,除了主办国日本之外,还有韩国、澳洲及新西兰等国参加,设有即时翻译的服务。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国际会议。因为另两个是政府官员,而不是造船业代表,他们只负责有关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的报告,而我则应对有关造船业的现况及提问。
Tuesday, August 6, 2013
我的工作生涯(2/4)
因为怕毕业即是失业,而去申请扶轮社奖学金,继续报读大学院硕士课程。扶轮社每月都有集会,并邀请奖学金得主参加午餐会,与会员们认识并联络感情。每月二万日圆,虽然不够开销,但却帮了不小的忙。最令我感激的却是他们非常热心地介绍日本公司给我,其中三菱电气要我去香港帮忙拓展市场,可是我以不会广东话而婉拒了,后来他们又要我去新加坡,我就一口答应,这一次却是三菱公司发现因时机尚未成熟而告吹。接着有会员问我要不要去新加坡工作,考虑到当时新加坡也是马来西亚的一州,当然可以接受;原来石川岛播磨造船厂已在新加坡建造船厂,正在招募一些会日文的工程师去新船厂工作。经过面试,要我在完成学业后,就去东京的船厂实习。
新婚旅行时受扶轮社邀请
一般上所谓工厂实习,多数只是给你一些资料,让你了解公司的运作;若你想多了解一些具体的项目,他们就会让你深入探讨。我是为了去新加坡执行任务的未来执行人员,因此除了了解工厂的运作之外,还要让我熟悉将来工作的内容。负责新船厂的设计工作的是东京的工厂,但派去当地执行任务的却是相生的工厂的员工,因此我也得去相生的工厂熟悉他们的工作程序,顺便也到吴市的工厂参观一下。
早期的船厂
第一干船坞
下水礼
第一艘(运水船)
港务局救火船
5,ooo吨油轮
挖泥船
起重机船
拖船
虽然当时新马的政府都不承认日本的学位,但因为裕廊造船厂是新日合资的公司,因此日本大学的学位当然受到默认,而且我有硕士学位,我的薪水还比其他的高了两年的加薪额。初入厂就被编入设计部门,主持新造船的电气设计。当时船厂只能争取到一些小船的订单,船上的电气设备不多,工作量不多,可是非懂得电气的人,又无从下手;加上当时市场上尚没有制作船上用品的工厂,举凡船上电气的配电盘、马达的启动盘、航海灯的控制盘以及火警控制盘等等,都得靠自己设计再请电工制作。同时也致力于研究各船级协会的规则及要求,并也研究轮船的基本设计及计算。很快我就兼管机械设计,也涉足基本计算,通常船主必提出他们的基本要求,如载货重量或船速等,我们就算出船的大小及主机的马力,再和船主来谈细节,然后才来估价。
设计部职员
我的个性比较乐观 ,更赋有些冒险性 ;当我接到一个任务,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万一搞砸,将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其结果若不会影响大局,我将开足马力,勇往直前。通常职场上总是有许多人,对现状不满;不是嫌工作枯燥,就是对上司或同事有意见。我时常对人家说:若你不满意现在的工作,你大可以辞职换另外一份工作。既然还要做下去,就要适应现况,充实自己,以待机会。我觉得高高兴兴地工作是一天,愁眉苦脸怨天尤人地过日子,也是一天,为什么不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呢!。虽然我没有对工作不满,但我还是拼命地在充实自己。还有很多人不肯多接工作,因为他认为那不是自己的工作。我曾想帮忙打字员提升工作技能,学习写公文信,却被反问,我拿的只是打字员的薪水,为什么要做秘书的工作? 真是无言以对! 但也有例外,退休后,有一位前采购员请我去参加他的公司开幕礼,他开了一间相当大的岸外石油开采工具库,他感谢我给他们的忠告,不然他不会有今天。原来我曾经提醒他们不要在去市区的车上睡觉,必须注意沿途的店铺卖些什么,以备有朝一日派上用场。
在设计部门服务了十年,刚巧购买部经理因不胜工作的压力而辞职,日本人船厂经理,立即叫我去主持购买部,因为我熟悉船上的材料及机械,我一个人可以包揽所有要购买的材料及机械,可以为船厂节省不必要的费用。当我到了购买部,才发现购买部完全沿袭殖民地时代的财副制度,为了保住工作,各自为政,别人无从插手。可是修理船所要添购的物品或材料,因为有时限,样样都紧张,若有人不在场,将造成船期的延误而被罚款,是不可原谅的。因此,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所有的文件放在一个文件柜里,不允许个人有文件柜,如此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所要的文件,不必因为某个人不在而有所延误。接下来我不希望听到电话铃响了三下尚无人接听。一时购买部的员工人心惶惶,以为要裁员。一般社会人士都认为购买部是一个肥缺,有好处可捞,为了杜绝贪污及私相授受,接着我就制作了标准采购程序、各级人员的采购权限,一一列明分发给部下,结果经过我审批的件数不及百分之五,但金额却高达百分之九十,我的工作又变成很轻松了。
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
日本港湾考察团
我的桌上不是堆满文件,而是一大叠的报纸及杂志。我每天要看中、英、日五份报纸,还有许多杂志。可能上级看我太闲空,又要叫我兼管庶务部,我还指导那些女职员如何接待客人,以及如何用茶水招待客人等。可能因为我的风头太健,有人看不顺眼,毒箭乱射,但也坚持了十年。之后被派往生产管理部,负责船厂的设备计划及未来发展,并协助与有关部门谈判船厂延长租期的条件。最后的两年多都是外借给日本母公司去关闭一间起重机的租赁公司,也为子公司工程公司负责樟宜机场第二搭客大厦的机电的采购及承包工作。我在船厂服务了26 年,这是我第一份工作,也是我唯一的一份工作;虽然我学的是电气工程,但在我的工作生涯里,电气只占了那么一点点,但我非常满意我所完成的工作,这也应验了我对我的教授所说的话:我把电气本科当作是我的嗜好,而把其他的选修科目当作是我生活的调味品。
新婚旅行时受扶轮社邀请
一般上所谓工厂实习,多数只是给你一些资料,让你了解公司的运作;若你想多了解一些具体的项目,他们就会让你深入探讨。我是为了去新加坡执行任务的未来执行人员,因此除了了解工厂的运作之外,还要让我熟悉将来工作的内容。负责新船厂的设计工作的是东京的工厂,但派去当地执行任务的却是相生的工厂的员工,因此我也得去相生的工厂熟悉他们的工作程序,顺便也到吴市的工厂参观一下。
早期的船厂
第一干船坞
下水礼
第一艘(运水船)
港务局救火船
5,ooo吨油轮
挖泥船
起重机船
拖船
虽然当时新马的政府都不承认日本的学位,但因为裕廊造船厂是新日合资的公司,因此日本大学的学位当然受到默认,而且我有硕士学位,我的薪水还比其他的高了两年的加薪额。初入厂就被编入设计部门,主持新造船的电气设计。当时船厂只能争取到一些小船的订单,船上的电气设备不多,工作量不多,可是非懂得电气的人,又无从下手;加上当时市场上尚没有制作船上用品的工厂,举凡船上电气的配电盘、马达的启动盘、航海灯的控制盘以及火警控制盘等等,都得靠自己设计再请电工制作。同时也致力于研究各船级协会的规则及要求,并也研究轮船的基本设计及计算。很快我就兼管机械设计,也涉足基本计算,通常船主必提出他们的基本要求,如载货重量或船速等,我们就算出船的大小及主机的马力,再和船主来谈细节,然后才来估价。
设计部职员
我的个性比较乐观 ,更赋有些冒险性 ;当我接到一个任务,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万一搞砸,将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其结果若不会影响大局,我将开足马力,勇往直前。通常职场上总是有许多人,对现状不满;不是嫌工作枯燥,就是对上司或同事有意见。我时常对人家说:若你不满意现在的工作,你大可以辞职换另外一份工作。既然还要做下去,就要适应现况,充实自己,以待机会。我觉得高高兴兴地工作是一天,愁眉苦脸怨天尤人地过日子,也是一天,为什么不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呢!。虽然我没有对工作不满,但我还是拼命地在充实自己。还有很多人不肯多接工作,因为他认为那不是自己的工作。我曾想帮忙打字员提升工作技能,学习写公文信,却被反问,我拿的只是打字员的薪水,为什么要做秘书的工作? 真是无言以对! 但也有例外,退休后,有一位前采购员请我去参加他的公司开幕礼,他开了一间相当大的岸外石油开采工具库,他感谢我给他们的忠告,不然他不会有今天。原来我曾经提醒他们不要在去市区的车上睡觉,必须注意沿途的店铺卖些什么,以备有朝一日派上用场。
在设计部门服务了十年,刚巧购买部经理因不胜工作的压力而辞职,日本人船厂经理,立即叫我去主持购买部,因为我熟悉船上的材料及机械,我一个人可以包揽所有要购买的材料及机械,可以为船厂节省不必要的费用。当我到了购买部,才发现购买部完全沿袭殖民地时代的财副制度,为了保住工作,各自为政,别人无从插手。可是修理船所要添购的物品或材料,因为有时限,样样都紧张,若有人不在场,将造成船期的延误而被罚款,是不可原谅的。因此,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所有的文件放在一个文件柜里,不允许个人有文件柜,如此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所要的文件,不必因为某个人不在而有所延误。接下来我不希望听到电话铃响了三下尚无人接听。一时购买部的员工人心惶惶,以为要裁员。一般社会人士都认为购买部是一个肥缺,有好处可捞,为了杜绝贪污及私相授受,接着我就制作了标准采购程序、各级人员的采购权限,一一列明分发给部下,结果经过我审批的件数不及百分之五,但金额却高达百分之九十,我的工作又变成很轻松了。
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
日本港湾考察团
我的桌上不是堆满文件,而是一大叠的报纸及杂志。我每天要看中、英、日五份报纸,还有许多杂志。可能上级看我太闲空,又要叫我兼管庶务部,我还指导那些女职员如何接待客人,以及如何用茶水招待客人等。可能因为我的风头太健,有人看不顺眼,毒箭乱射,但也坚持了十年。之后被派往生产管理部,负责船厂的设备计划及未来发展,并协助与有关部门谈判船厂延长租期的条件。最后的两年多都是外借给日本母公司去关闭一间起重机的租赁公司,也为子公司工程公司负责樟宜机场第二搭客大厦的机电的采购及承包工作。我在船厂服务了26 年,这是我第一份工作,也是我唯一的一份工作;虽然我学的是电气工程,但在我的工作生涯里,电气只占了那么一点点,但我非常满意我所完成的工作,这也应验了我对我的教授所说的话:我把电气本科当作是我的嗜好,而把其他的选修科目当作是我生活的调味品。
我的工作生涯(1/4)
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我从小就养成工作的习惯,虽然这是替家人分担家务,但在幼小的心灵里,却是我工作生涯的起步。日本占领砂罗越的三年八个月里,我干过许多成年人做的工,那时我才六岁,我的父亲和哥哥到老远的地方去种田,一星期或十天才回来一次, 我的母亲去采猪吃的嫩叶,顺便采一些黄梨的嫩心来做菜,有时还划船去捞小鱼作菜。我则在家里准备午餐,及照顾弟妹,当时只有我懂得生火,但我们家的灶很高,炒菜时我得用凳子垫高才有办法。我们家外面有一片低洼地,还有一片比较高的地,起初我们利用低地作秧田,后来我们也用来种水稻,因此,我不但会拔秧苗,还会插秧、除草及收割。在另一片高地则钟番薯及小米,虽然年纪小小,却也干得不亦乐乎!
日本投降,砂罗越光复,我们第二年才能进小学读书,当然都是超龄生。当时大家都开始割树胶,我们家附近有树胶园,起初由我哥哥去割,后来我哥哥到学校寄宿,就由我去割,后来由我的弟弟接手. 每天早上五点多出门,头上系一盏煤油灯,手上拿一把割胶刀,腰上绑一个小竹箩用来收集胶丝。一个人在还是黑漆漆的胶园里穿梭,也不会想到有蛇或其他野兽的攻击。割完树胶, 就回家吃早餐,之后,拿一个桶去收集胶汁,再分均匀倒在土油珍分成两边的盛胶器里,放入胶醋使之凝结,再用绞胶片机绞薄,然后才拿去阳光下晒。赶快吃了午餐,就赤着脚连跑带跳地去学校上课。山芭的学校为了照顾早上割树胶的学生,都是在下午上课。现在的人都讲究人权,说什么禁止童工,我们那个时代连吃饭都成问题,又有谁会去理会什么童工!
我们家有一座树胶片烘房,主要是为我们自己园地出产的胶片及公会的、学校的以及那些已经回国的亲戚的胶园出产的胶片,也替邻近胶园主烘胶片。我们通常一个月烘胶片一次,都规定在星期六挂胶片,把胶片整齐地挂在竹竿或木条上,由上往下排列,下个星期天下架。那是因为我们星期六都会回家,帮忙挂胶片,一星期后,再把胶片下架,折叠整齐,等园主或胶工来认领。若是在假期,则得在晚间看火,用闹钟每小时叫醒,添加木料,以维持一定的火力。
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较远,无法通学,只有寄宿在学校的宿舍里,有许多空闲的时间,校董们甚至拨出一小片空地,让我们种菜,每星期六回家,都会带一些青菜回家,或卖给宿舍的伙食部,以补贴家用。高中的时候,有不少同学兼任小学的老师,为了方便同学兼职,学校只上上午半天的课。我们在南村后山有一片70 多衣甲的胶园,因日治时代荒废良久,有许多空地,我的父亲就乘学校假期,要我们带着工具,扛着树苗,还带着午饭,步行一个多小时去胶园补种树胶苗,因此我也学会如何种树胶。
大学的时候,日本政府不允许留学生工作,因此,我在假期都去上暑假班,修读一些自己喜欢的科目,例如俄文及气象学等都是在假期的时候修读的。但也偷偷地到附近的工厂去当非法劳工,用机器制作一些零件或工具等。
从日本回来新加坡,住在YMCA的宿舍里,立刻向造船厂报到,当时造船厂的办公室设在市区,得到确认后,才回诗巫省亲。当时新加坡尚没有大型的新船造船厂,甚至浮动船坞也少见,开了新加坡造船的新页。接着新加坡就兴起造船热潮,小船厂接二连三地设立,制图业一时也成为热门的行业。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新船设计的行业,只是买现成的图来建造,再临摹旧图装新船。渐渐地有了新设计,船身及机械部分容易解决,但电气线图却非电气专业人员无法解决,因此,就有公司要求我帮他们制作船上的电气图,起初只是帮忙性质,后来就发展成一门行业。在船厂工作期间,也接了不少生意,但都是一些小船的简单线图,一张只需两三个小时的工作,按张收费,大概一张收取一两百元。以当时一般高级文凭的毕业生所领取的每月薪水两百多元来说,应该是很好的收入。
因为通晓中英日三种语文,翻译也是一门行业,但都不是我要做的,通常都是人家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选,而要我临时去顶替的。因为不是专业的翻译员,因此当时我的收费也很低廉,每小时只收取70元,还被人说我破坏了市场的价码。退休后,我接过的最大单中文翻成英文的工厂招标书,共花了我十天一百个小时。
一般都会有人找我给他们一些专业咨询,但我只是给他们意见,并不收取费用。最有意思的一件难题,发生在一位留日同学建设的小船厂,新厂都建成了,偏偏厂里电气的地线不达标,不能开工,非常懊恼,向我诉苦。我告诉他,他们的厂地建在填土地段,泥沙松散,无法通电,找个泥地,再灌些盐水,过几天才测试,一定通过。他半信半疑地照做了,这一次真的通过了,皆大欢喜!
我在1990 年尾退休,公司原本要留我一年,但我婉拒了,我计划好好地陪家人一起过我的下半生。事与愿违,才开始游了砂罗越,接着到澳洲北部驾车游回来,我的太太毓清就感到不舒服,经检查证实患了直肠癌并扩散到肝脏,立刻到东京动手术,回来后,不到四个月,就匆匆离我而去。当时有一位日本同学要求我帮他的朋友设立一间无菌胡姬花苗厂 , 我那里有心情去替人家设厂,更不必说我对胡姬花一窍不通,就一口拒绝。过了两年,他还不死心,又来找我,还说要到槟城去开厂,拗不过他的死缠烂打,只好答应。之后,还到日本新泻的工厂实习一星期,再指导槟城合股人一星期。等工厂建成,就到槟城对岸的北海去指导女工如何无菌栽培胡姬花苗。本来我对胡姬花一窍不通,为了帮忙朋友,只好恶补,买了一些参考书,还去请教一些胡姬花发烧友,并用英文写了一本非常详细的如何培植无菌胡姬花苗的手册,详细到连每个月的报告表都一应俱备,只要按照手册的方法实行培植,大概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所有产品都供给日本国内市场,但也有一些输往台湾。当第一批产品送去机场付运时,感到一丝的成就感。在槟城待了三个半月,工厂一上轨道就回家。
在槟城期间,因有了花苗手册,我又掀起要为其中一个股东兼董事制作一本养殖软壳螃蟹手册,养殖软壳螃蟹已经在许多地方实行,但却因为方法有缺陷,以致脱壳所需时间颇长,不利养殖业。我的朋友采用天然养殖方法可使脱壳时间从三至六个月缩短至二至三星期。但却因为周期大大缩短货源供应不及,而找不到适当的地方实行养殖,诚为可惜!
当时因暖潮肆虐全球,盛产香草维尼拉的马达加斯加受到严重破坏,产量大减;而登加楼州政府有意鼓励并赞助该州农民来栽种维尼拉香草,我们也从农业部拿到香草的苗,并采用组织繁殖法来大量繁殖幼苗,可惜后来因为没有执行而告吹。
日本投降,砂罗越光复,我们第二年才能进小学读书,当然都是超龄生。当时大家都开始割树胶,我们家附近有树胶园,起初由我哥哥去割,后来我哥哥到学校寄宿,就由我去割,后来由我的弟弟接手. 每天早上五点多出门,头上系一盏煤油灯,手上拿一把割胶刀,腰上绑一个小竹箩用来收集胶丝。一个人在还是黑漆漆的胶园里穿梭,也不会想到有蛇或其他野兽的攻击。割完树胶, 就回家吃早餐,之后,拿一个桶去收集胶汁,再分均匀倒在土油珍分成两边的盛胶器里,放入胶醋使之凝结,再用绞胶片机绞薄,然后才拿去阳光下晒。赶快吃了午餐,就赤着脚连跑带跳地去学校上课。山芭的学校为了照顾早上割树胶的学生,都是在下午上课。现在的人都讲究人权,说什么禁止童工,我们那个时代连吃饭都成问题,又有谁会去理会什么童工!
我们家有一座树胶片烘房,主要是为我们自己园地出产的胶片及公会的、学校的以及那些已经回国的亲戚的胶园出产的胶片,也替邻近胶园主烘胶片。我们通常一个月烘胶片一次,都规定在星期六挂胶片,把胶片整齐地挂在竹竿或木条上,由上往下排列,下个星期天下架。那是因为我们星期六都会回家,帮忙挂胶片,一星期后,再把胶片下架,折叠整齐,等园主或胶工来认领。若是在假期,则得在晚间看火,用闹钟每小时叫醒,添加木料,以维持一定的火力。
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较远,无法通学,只有寄宿在学校的宿舍里,有许多空闲的时间,校董们甚至拨出一小片空地,让我们种菜,每星期六回家,都会带一些青菜回家,或卖给宿舍的伙食部,以补贴家用。高中的时候,有不少同学兼任小学的老师,为了方便同学兼职,学校只上上午半天的课。我们在南村后山有一片70 多衣甲的胶园,因日治时代荒废良久,有许多空地,我的父亲就乘学校假期,要我们带着工具,扛着树苗,还带着午饭,步行一个多小时去胶园补种树胶苗,因此我也学会如何种树胶。
大学的时候,日本政府不允许留学生工作,因此,我在假期都去上暑假班,修读一些自己喜欢的科目,例如俄文及气象学等都是在假期的时候修读的。但也偷偷地到附近的工厂去当非法劳工,用机器制作一些零件或工具等。
从日本回来新加坡,住在YMCA的宿舍里,立刻向造船厂报到,当时造船厂的办公室设在市区,得到确认后,才回诗巫省亲。当时新加坡尚没有大型的新船造船厂,甚至浮动船坞也少见,开了新加坡造船的新页。接着新加坡就兴起造船热潮,小船厂接二连三地设立,制图业一时也成为热门的行业。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新船设计的行业,只是买现成的图来建造,再临摹旧图装新船。渐渐地有了新设计,船身及机械部分容易解决,但电气线图却非电气专业人员无法解决,因此,就有公司要求我帮他们制作船上的电气图,起初只是帮忙性质,后来就发展成一门行业。在船厂工作期间,也接了不少生意,但都是一些小船的简单线图,一张只需两三个小时的工作,按张收费,大概一张收取一两百元。以当时一般高级文凭的毕业生所领取的每月薪水两百多元来说,应该是很好的收入。
因为通晓中英日三种语文,翻译也是一门行业,但都不是我要做的,通常都是人家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选,而要我临时去顶替的。因为不是专业的翻译员,因此当时我的收费也很低廉,每小时只收取70元,还被人说我破坏了市场的价码。退休后,我接过的最大单中文翻成英文的工厂招标书,共花了我十天一百个小时。
一般都会有人找我给他们一些专业咨询,但我只是给他们意见,并不收取费用。最有意思的一件难题,发生在一位留日同学建设的小船厂,新厂都建成了,偏偏厂里电气的地线不达标,不能开工,非常懊恼,向我诉苦。我告诉他,他们的厂地建在填土地段,泥沙松散,无法通电,找个泥地,再灌些盐水,过几天才测试,一定通过。他半信半疑地照做了,这一次真的通过了,皆大欢喜!
我在1990 年尾退休,公司原本要留我一年,但我婉拒了,我计划好好地陪家人一起过我的下半生。事与愿违,才开始游了砂罗越,接着到澳洲北部驾车游回来,我的太太毓清就感到不舒服,经检查证实患了直肠癌并扩散到肝脏,立刻到东京动手术,回来后,不到四个月,就匆匆离我而去。当时有一位日本同学要求我帮他的朋友设立一间无菌胡姬花苗厂 , 我那里有心情去替人家设厂,更不必说我对胡姬花一窍不通,就一口拒绝。过了两年,他还不死心,又来找我,还说要到槟城去开厂,拗不过他的死缠烂打,只好答应。之后,还到日本新泻的工厂实习一星期,再指导槟城合股人一星期。等工厂建成,就到槟城对岸的北海去指导女工如何无菌栽培胡姬花苗。本来我对胡姬花一窍不通,为了帮忙朋友,只好恶补,买了一些参考书,还去请教一些胡姬花发烧友,并用英文写了一本非常详细的如何培植无菌胡姬花苗的手册,详细到连每个月的报告表都一应俱备,只要按照手册的方法实行培植,大概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所有产品都供给日本国内市场,但也有一些输往台湾。当第一批产品送去机场付运时,感到一丝的成就感。在槟城待了三个半月,工厂一上轨道就回家。
在槟城期间,因有了花苗手册,我又掀起要为其中一个股东兼董事制作一本养殖软壳螃蟹手册,养殖软壳螃蟹已经在许多地方实行,但却因为方法有缺陷,以致脱壳所需时间颇长,不利养殖业。我的朋友采用天然养殖方法可使脱壳时间从三至六个月缩短至二至三星期。但却因为周期大大缩短货源供应不及,而找不到适当的地方实行养殖,诚为可惜!
当时因暖潮肆虐全球,盛产香草维尼拉的马达加斯加受到严重破坏,产量大减;而登加楼州政府有意鼓励并赞助该州农民来栽种维尼拉香草,我们也从农业部拿到香草的苗,并采用组织繁殖法来大量繁殖幼苗,可惜后来因为没有执行而告吹。
Saturday, July 13, 2013
我的求学历程--进修
我常常说读大学只是给你一把万能钥匙,去开启你所要闯进的门。 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大学里,所得到的知识,只是该领域的皮毛而已,更何况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那一点点知识怎么够来平安地度过这一生?我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乘假期回砂罗越省亲,一天,到我大哥的店里,大哥正好不在,隔邻报馆的朋友来找我大哥修理印刷机,因为大哥不在,只好回去等大哥回来。过了不久,他又来,并说他在赶印重要文件,不能再等,却又找不到别的人来修理,急得不得了。突然他想起我是读电气的,硬拉我去替他修理印刷机,天哪!我那里会修理呢?没办法跟他去看看罢了!他按下开关,真的马达不动,我叫他用手把连接马达的轴转一转,再叫他按下开关,印刷机启动了。我都莫名其妙,而他却高兴得大赞我,说读电气的就是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交流机,在某一个界面,即电磁力零的位置停下,再开的时候,因为没有启动电磁力而无法启动。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必须博览群书,以增加知识。
1。学弹吉打
我是一个音盲,或日文的 “ 音痴 ” ,更浅白的说没有音乐天分。可是在我留学日本期间,日本非常流行拉丁音乐,尤其来自南美洲各地的吉打手,更是风靡日本。我也迷上拉丁音乐,更对吉打弹奏有了兴趣。竟然也去拜师学弹吉打,还向老师买了一把吉打,学了三个月,上台表演的时候竟弹错,大摆乌龙!那把吉打放在衣橱里都半个世纪了!
2。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
读硕士课程时,得到米山扶轮社的奖学金,将毕业时,扶轮社的会员非常热心地介绍日本公司给我,最后我答应去新加坡的新日合资的造船厂工作,日方石川岛播磨造船厂(IHI)要求我先在日本实习了,才去新加坡工作。按照惯例,实习生都得在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浸濡至少四个星期,不懂日语的还要学日语会话速成班一星期。三星期让学生熟悉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公司文化以及工作态度等,最后一星期参观日本的工厂及名胜。之后,到工厂去实地实习三个月,才大功告成。
1。学弹吉打
我是一个音盲,或日文的 “ 音痴 ” ,更浅白的说没有音乐天分。可是在我留学日本期间,日本非常流行拉丁音乐,尤其来自南美洲各地的吉打手,更是风靡日本。我也迷上拉丁音乐,更对吉打弹奏有了兴趣。竟然也去拜师学弹吉打,还向老师买了一把吉打,学了三个月,上台表演的时候竟弹错,大摆乌龙!那把吉打放在衣橱里都半个世纪了!
2。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
读硕士课程时,得到米山扶轮社的奖学金,将毕业时,扶轮社的会员非常热心地介绍日本公司给我,最后我答应去新加坡的新日合资的造船厂工作,日方石川岛播磨造船厂(IHI)要求我先在日本实习了,才去新加坡工作。按照惯例,实习生都得在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浸濡至少四个星期,不懂日语的还要学日语会话速成班一星期。三星期让学生熟悉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公司文化以及工作态度等,最后一星期参观日本的工厂及名胜。之后,到工厂去实地实习三个月,才大功告成。
Wednesday, June 12, 2013
我的求学历程--大学
在东京当时只有亚细亚大学,不但设有日文班,还大事招收留学生,而其他的大学一般上只是应酬而已。早稻田大学则与众不同,它从战前就大力招收中国的留学生,因此它甚至设有留学生部,专门负责招收并照顾留学生,也特别有专门为留学生设计的留学生入学考试。战后因为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赔偿问题,与东南亚各国协商,利用部分赔偿金,让各国的学生在日本的大学受教育;早稻田大学就有许多印尼来的赔偿生,因为是日本政府出钱,因此大家都想多逗留几年享受享受,故意不要毕业,结果校方颁布在大学攻读的学生必须在七年内毕业,大家的成绩不管好坏,都得领了毕业证书回国。
50 年代早大的标准校服
留学生代表
早稻田的理工学部分第一和第二理工学部,第二理工学部是专门让那些半工半读的学生在傍晚上课,我们一斑有89 个学生,其中三人是留学生,我的学生证号码为330288 ,还有两位来自冲绳,因为当时冲绳还是美军占领地,因此他们也是留学生。学生证号码中,33 是昭和33 年入学,02 是电气工学科,88 才是我的排号。
在早稻田大学求学期间,有几样大事值得特别记录下来。1957 年甲级战犯岸信介在美军的支持下登上日本首相的位置,提出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引起日本广泛的反对浪潮,向来以在野党自居的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不可能缺席,学生时常组织示威游行,罢课更是家常便饭。我也曾参加过他们的队伍,由校园游行到国会大厦,大家举着标语牌或拉着布条,写着“打倒岸信介” 或“反对安保条约” 等,看他们把国会大厦的外围铁闸门给推倒拆掉。甚至有一次一名叫 “ 桦美智子” 的他校女学生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丧命。早稻田的棒球队去中国访问,得到当时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因为周总理曾经在早稻田大学当过听讲生,也算是早大的校友,大家都引以为荣!地球上第一个上太空的苏联人加加林来校演讲,轰动一时,大家多希望他能在演讲中,说出他在太空讲的一句名言 “ 地球是蓝色的!”(地球は青かった),可是他没有说出来,令大家很失望!美国总统肯尼地的弟弟罗拔肯尼地想参选美国总统,也来校演讲,当时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声音正盛,大家都想听听他的说法,但他没有说,也令大家失望!在校期间,留学生部主办了一次北海道旅行,参加的除了留学生之外,还有对留学生或留学生所在国有兴趣的日本学生,我也邀了几位他校的学生参加,一团三十多人浩浩荡荡游北海道一圈。因为是留学生部主办的,因此得到北海道早稻田校友会的大力赞助及协助,不但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在北海道期间,乘搭火车时都可享有优先入闸的优待。留学生部也举办了一次攀登富士山的活动,当然得到喜欢登山的日本同学的指引和帮忙,这一次我的房东的儿子及其他留学生也受邀参加。爬到半山,那些女同学都行动缓慢起来,幸亏有日本同学帮忙她们拿背包,搀扶她们走完上山的路,其实也有一些男生也得高山症,头晕呕吐,但在高山休息一宿之后,都在第二天完成攀登富士山的壮举!
学生游行
北海道早大校友会代表
北海道早大校友会合影
与矮奴族合影
扎幌啤酒厂
登昭和新山

登富士山
进了早大,我还是住在日华学会的宿舍。那一年我回砂罗越省亲,回去东京前被告知日华学会因产权纠纷已关闭,同学把我的行李搬到中野区他们租的地方。我也在那里租了一间房与他们隔邻,但不久屋主要把老房子拆掉重建,又只好再搬家;这一次我搬到板桥区的一间新建的房子,屋主是一位单身女时装家,把家里三个房间租给学生,我住其中一间。后来孝声得到消息,我们在东京最早认识的一位宇野太太,他们的家增建了二楼要出租,在东京若房子有空房而不出租,须缴重税,孝声邀我一起去向她各租一间,就这样我在宇野太太的家一住就是五年,直到我工厂实习完回家才离开。宇野太太的丈夫是日本邮船的一位船长,常年不在家,家里还有船长的老母亲及一对子女。我们在她家如同家族的成员,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他们去游泳溜冰,我们也一起去。宇野太太一次在下巴士的时候跌倒受伤,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我就负起照顾两个读小学的孩子,那时孝声已毕业回国,船长的母亲也进了养老院。后来,宇野太太还来新加坡、砂罗越及椰加达拜访旧留学生,我和当时还只是我的女朋友毓清一起带她游马来半岛。近年她却得了老年痴呆症,连她的女儿都无法辨认,真是可怜!
虽然读了一年的日文,但那只是皮毛而已;我们在课堂上只听懂会话的部分,其他专业的名词及比较深奥的表达,都无法理解,直到三年级才有办法应付。在大学的课堂里,既没有教科书,也没有参考书,全凭教授的一本微黄破烂的笔记本讲课。我报读的是电气工程,虽然其他国立大学的课程,都得到三年级才进入专科,但早大却在一年级时,就开始教授专科,许多日本同学到三年级时,都修完必修科,而我到了四年级还在拼好几门的必修科。直到我退休后,我研究紫薇斗数,才明白原来我的一生有许多贵人,每次遇到困难,都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化解,让我活得那么舒服。话说我虽然听不懂教授或讲师们的讲解,无从作笔记,但竟然有日本同学自发地把他的笔记本交给我,叫我回家慢慢地抄,而且不止一个,每科都会有人把笔记本借给我。即使现在我们还是有联络,每年十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都会在东京早大校友会馆聚餐,联络感情,互诉离情。这几年因失去老伴,一个人不便参加,但还可在网上把聚会的情景展现在我眼前。
与教授合影
当时日本政府不允许留学生在假期打工,因此我都利用假期选读一些别系的科目,例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论理学、人文地理学,甚至俄文。尤其我对社会学特别有兴趣,考试的题目是将来的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记得我提出将来的社会,生孩子将不是女人的天职,男人也一样可以生孩子,被老师认可还得了一个优等,没有想到不久前有报道,在国外真的有男人怀胎的信息,真想不到会来的这么快。
因为理工科试验室的器材很贵,因此我们的教室都是单层的简陋的木板屋,加上那些穿日本传统木屐的学生 ,在走廊上疾步行走时,简直有如黑道在拍片呢!我们在高中时,实验室里的器材,连摸都没有摸过,更不用说亲自作试验;因此到了大学,走进实验室,都不知道从何做起?幸亏同学叫我跟着他做,慢慢地也走出困境。到了体育课,我想我从小就在江边游泳,一定可以胜任,没想到教练问我擅长什么式,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游泳是什么式,教练只好叫我跳下去游给他看。后来教练无奈地对我说那是 “ 狗扒式 ”,真是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境地。
到了挑选毕业论文的主题时,我考虑到砂罗越没有任何电气工业,因此可以考虑的只有发电厂,我就选择了 " 火力发电厂的经济性运营 ",与其他两个日本同学一起探讨和经济性计算,我们三人分工合作,我的日文比较差,大家建议我负责计算。当时还没有电脑设备,我们只能用手摇计算器计算,一个例题需花一星期,难怪日本同学才让我搞计算。后来校方买了一架电子计算机,但没有软件,所有计算都得由自己把方程式翻译成电脑语言,再让它按照自己写的程序计算。这么一来,一个例题只需半小时就可以得出答案,省时省力多了。可是全校只有那么一架电子计算机,大家都争着要利用它,一星期只能分配到有限的时段来执行计算,也花了我三个月的时间。
负责指导的教授是埴野一郎先生,他是一位电力专家,对留学生比较亲切,不摆架子,很容易商量,很多都选他的命题。在毕业论文的考核会上,他多么担心我会出差错,因此在紧要关头,他都会用简单的日语提醒我,怕我误解了问题。拿到毕业通知书时,我真高兴!终于可以堂堂正在地上台去领毕业证书。后来才知道当年毕业的学生竟有六千人,一班只能派一个代表上台去领证书,其他的在自己的班上分发。
50 年代早大的标准校服
留学生代表
早稻田的理工学部分第一和第二理工学部,第二理工学部是专门让那些半工半读的学生在傍晚上课,我们一斑有89 个学生,其中三人是留学生,我的学生证号码为330288 ,还有两位来自冲绳,因为当时冲绳还是美军占领地,因此他们也是留学生。学生证号码中,33 是昭和33 年入学,02 是电气工学科,88 才是我的排号。
在早稻田大学求学期间,有几样大事值得特别记录下来。1957 年甲级战犯岸信介在美军的支持下登上日本首相的位置,提出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引起日本广泛的反对浪潮,向来以在野党自居的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不可能缺席,学生时常组织示威游行,罢课更是家常便饭。我也曾参加过他们的队伍,由校园游行到国会大厦,大家举着标语牌或拉着布条,写着“打倒岸信介” 或“反对安保条约” 等,看他们把国会大厦的外围铁闸门给推倒拆掉。甚至有一次一名叫 “ 桦美智子” 的他校女学生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丧命。早稻田的棒球队去中国访问,得到当时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因为周总理曾经在早稻田大学当过听讲生,也算是早大的校友,大家都引以为荣!地球上第一个上太空的苏联人加加林来校演讲,轰动一时,大家多希望他能在演讲中,说出他在太空讲的一句名言 “ 地球是蓝色的!”(地球は青かった),可是他没有说出来,令大家很失望!美国总统肯尼地的弟弟罗拔肯尼地想参选美国总统,也来校演讲,当时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声音正盛,大家都想听听他的说法,但他没有说,也令大家失望!在校期间,留学生部主办了一次北海道旅行,参加的除了留学生之外,还有对留学生或留学生所在国有兴趣的日本学生,我也邀了几位他校的学生参加,一团三十多人浩浩荡荡游北海道一圈。因为是留学生部主办的,因此得到北海道早稻田校友会的大力赞助及协助,不但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在北海道期间,乘搭火车时都可享有优先入闸的优待。留学生部也举办了一次攀登富士山的活动,当然得到喜欢登山的日本同学的指引和帮忙,这一次我的房东的儿子及其他留学生也受邀参加。爬到半山,那些女同学都行动缓慢起来,幸亏有日本同学帮忙她们拿背包,搀扶她们走完上山的路,其实也有一些男生也得高山症,头晕呕吐,但在高山休息一宿之后,都在第二天完成攀登富士山的壮举!
学生游行
苏联第一个太空人-- 加加林
北海道早大校友会合影
与矮奴族合影
扎幌啤酒厂
登昭和新山

登富士山
进了早大,我还是住在日华学会的宿舍。那一年我回砂罗越省亲,回去东京前被告知日华学会因产权纠纷已关闭,同学把我的行李搬到中野区他们租的地方。我也在那里租了一间房与他们隔邻,但不久屋主要把老房子拆掉重建,又只好再搬家;这一次我搬到板桥区的一间新建的房子,屋主是一位单身女时装家,把家里三个房间租给学生,我住其中一间。后来孝声得到消息,我们在东京最早认识的一位宇野太太,他们的家增建了二楼要出租,在东京若房子有空房而不出租,须缴重税,孝声邀我一起去向她各租一间,就这样我在宇野太太的家一住就是五年,直到我工厂实习完回家才离开。宇野太太的丈夫是日本邮船的一位船长,常年不在家,家里还有船长的老母亲及一对子女。我们在她家如同家族的成员,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他们去游泳溜冰,我们也一起去。宇野太太一次在下巴士的时候跌倒受伤,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我就负起照顾两个读小学的孩子,那时孝声已毕业回国,船长的母亲也进了养老院。后来,宇野太太还来新加坡、砂罗越及椰加达拜访旧留学生,我和当时还只是我的女朋友毓清一起带她游马来半岛。近年她却得了老年痴呆症,连她的女儿都无法辨认,真是可怜!
宇野太太(左2)砂罗越诗巫长屋
槟城(右2)
吉隆坡(左2)
宇野船长(右2)经新加坡
宇野太太(后排左起4)
与教授合影
当时日本政府不允许留学生在假期打工,因此我都利用假期选读一些别系的科目,例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论理学、人文地理学,甚至俄文。尤其我对社会学特别有兴趣,考试的题目是将来的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记得我提出将来的社会,生孩子将不是女人的天职,男人也一样可以生孩子,被老师认可还得了一个优等,没有想到不久前有报道,在国外真的有男人怀胎的信息,真想不到会来的这么快。
因为理工科试验室的器材很贵,因此我们的教室都是单层的简陋的木板屋,加上那些穿日本传统木屐的学生 ,在走廊上疾步行走时,简直有如黑道在拍片呢!我们在高中时,实验室里的器材,连摸都没有摸过,更不用说亲自作试验;因此到了大学,走进实验室,都不知道从何做起?幸亏同学叫我跟着他做,慢慢地也走出困境。到了体育课,我想我从小就在江边游泳,一定可以胜任,没想到教练问我擅长什么式,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游泳是什么式,教练只好叫我跳下去游给他看。后来教练无奈地对我说那是 “ 狗扒式 ”,真是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境地。
到了挑选毕业论文的主题时,我考虑到砂罗越没有任何电气工业,因此可以考虑的只有发电厂,我就选择了 " 火力发电厂的经济性运营 ",与其他两个日本同学一起探讨和经济性计算,我们三人分工合作,我的日文比较差,大家建议我负责计算。当时还没有电脑设备,我们只能用手摇计算器计算,一个例题需花一星期,难怪日本同学才让我搞计算。后来校方买了一架电子计算机,但没有软件,所有计算都得由自己把方程式翻译成电脑语言,再让它按照自己写的程序计算。这么一来,一个例题只需半小时就可以得出答案,省时省力多了。可是全校只有那么一架电子计算机,大家都争着要利用它,一星期只能分配到有限的时段来执行计算,也花了我三个月的时间。
负责指导的教授是埴野一郎先生,他是一位电力专家,对留学生比较亲切,不摆架子,很容易商量,很多都选他的命题。在毕业论文的考核会上,他多么担心我会出差错,因此在紧要关头,他都会用简单的日语提醒我,怕我误解了问题。拿到毕业通知书时,我真高兴!终于可以堂堂正在地上台去领毕业证书。后来才知道当年毕业的学生竟有六千人,一班只能派一个代表上台去领证书,其他的在自己的班上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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