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顺长及景春一起租了一间丹戎加东路边咖啡店的楼上的房间，是一家海南人的家，他们的父亲及大哥在远洋轮船上干活，家里还有母亲及三个姐妹，大姐在工作，两个妹妹还在上学。因为她们都是受英文教育，很少交谈，她们的母亲更因为说海南话，我们都听不懂，更无话可说。可是当我后来要去日本升学的时候，两个大姐竟到我们赴日本的轮船上，替我送行，并送我一支派克钢笔作纪念，令我惊喜万分。我回来在新加坡工作时，尚去拜访她们，可是后来她们搬了家，就失去联络。
当时正值反殖浪潮盛行的时候，中正的学生也不例外，罢课集中的时候，连巴士车也响应，最紧张的时候，丹戎加东路上的巴士车竟横跨在路上，阻止警车通过，去镇压学生。后来学生被驱散，转占领加冷附近的光华小学，在冲突中有一位学生被警察射杀死亡。因为闹出人命，学生更加火上加油，复回总校集中大抗议。而我们也被迫到光华小学上课，那位学生竟是住在我们对面的楼上，而且我们还常常在楼下的咖啡店进餐。
在班上有很多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学生，既有年纪相当大的大老板，也有刚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位小说家，时常在报章发表他的文章。也有一位装扮成日本小姑娘的哈日族，而这位小说家看上这位哈日族，在报章上刊了一篇 “ 孔雀东南飞” 以示爱慕之情，而这位哈日族的名字正是 “ 南飞” 。教我们中华文学的老师叫陈振夏，他是日报的主编，他说 “ 书买来不一定要看的，只要知道你要的资料在哪一本书里可以找到就好了 ” 。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到现在我的书橱里，还有好多书我都没有看过。
当时刘孝声在华侨中学读理科先修班，而住在武吉知马他叔叔的家，但时常在星期天骑脚踏车来找我们聊天。在华中孝声听到有一些应届的毕业生，在申请去日本留学，他就游说我们也去报名，景春因怕漂亮的邻居女朋友被人抢去，而执意停学赶回去；我则仍希望台湾方面有消息，只有顺长被说服去报名。因此，孝声更常常来找顺长去日本领事馆打听消息，有时我也跟着去。年底先修班要考试了，顺长却接到家里的信，不赞成他去日本留学。这下子慌了孝声，转而求我和他一起去日本。我的父母本来就允许我去台湾，因此没有反对我去日本，就这样我代替顺长和孝声一起跟新加坡的一批在日本驻新加坡的领事馆办了留学手续，准备坐轮船去日本。南大先修班的考试一完，我们就赶着回砂罗越老家，准备行囊，等赴日本的轮船。虽然先修班的考试成绩公布，我被南大录取，但已经决定赴日本留学，因此自动放弃。但多少年后，砂罗越南大校友会预备南大复名庆祝大会的时候，竟通知我一定要出席，原来砂罗越南大校友会把我也算进去。但后来因新加坡政府的反对，而只好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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