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历程-- 小学

在日本南侵占领砂罗越之前的1941年，我已经进了小学读书。我们当时住在砂罗越诗巫拉让江中游的新南村，更多人叫它合春园，因为初时林合春拥有很多的树胶园而得名。当地只有一所小学叫开南学校，它的校名牌匾还是当时中国驻山打根领事卓还来的手笔。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牌匾已经被拆换了。我记得当时的校长是我们的舅父陈立均，他后来却被日本兵以抗日的罪名关在诗巫的监狱，受尽严刑虐待，但幸运地挨到1945 年日本投降被放了出来。而和我一起赴日本留学的刘孝声的父亲，也是以抗日的罪名被关在监狱里，却不幸在日本投降前夕被日本宪兵枪毙。

 

                                       只剩下回忆的诗巫老家

砂罗越当时还是一个王国，由拉惹布鲁克家族统治，日本军到来之前，国王就逃到英国避难，他们本来就是英国人，因帮当地酋长平乱而被推举为国王。我还记得那时一年级的课程里，竟然有马来文一科列为必修科。1945 年日本投降，砂罗越光复，国王却宣布无能力再建砂罗越，而把砂罗越交给英国政府，作为英国的殖民地。1946 年学校复办，已经不把马来文列为必修科。

我们都是超龄生，因为日据时代，学校遭到关闭而停办；因此校方允许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可以跳班，因此我在1949年就小学毕业，但还是比正常的迟了两年。当时我们在周会时，还都唱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国歌，背诵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节庆时却跳秧歌舞。

现在的社会强调不允许利用童工，可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儿童都在帮忙家里干活，因此学校为了照顾这些学生，只上下午班，好让同学们早上可以去帮家人割树胶，增加收入。我也在早上五点多去割树胶，直到把胶片制成，放在太阳下让它晾干，然后冲凉吃了午餐才赤着脚赶去学校上课，现在的人无从想像我们是如何活过来的。

我的父亲替公会、学校及国内的亲戚管理许多树胶园，我们有一间烘胶片的烘房，每个月都要替他们及邻近的胶园主烘胶片。我当时虽然还小，但可以帮忙挂胶片，就是把洗好的胶片挂在竹杆上，让大人把竹杆整齐地由上而下地一层一层地排列起来，让火力可以平均地把胶片烘熟透。

我的父亲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或私塾，只靠一本福州音的八音字典学字，方便记账，但无法写信。但在日治时代，我们没有上课，他却要我们每天临摹大楷一面，深怕我们忘了学习。我们晚上温习功课，都靠油灯，乡下地方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我们都是挑拉让江里的水来饮用，拉让江更是我们游泳、冲凉、洗衣服、洗菜以及钓鱼的地
方，也是我们倒垃圾的地方。

                                                开南学校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