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中，半工半读的同学也很多，有的甚至在附近的小学教书。我当然是在周末回家帮作家务，最重要的就是帮忙挂树胶片及下个星期天的卸树胶片。平时周末则帮忙锯树桐、破开大的树桐成小片，容易搬运，也容易燃烧。假期则帮忙看管火候，尤其夜晚，四周漆黑一片，好不吓人！为了使烘房内的温度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 必须每两小时添加燃烧的木材. 晚上也一样, 利用闹钟每两小时唤醒一次.
因为是教会学校，所以每天傍晚都有晚祷会，高年级的同学轮流主持晚祷会，主要是唱诗歌，讲一些警世的故事或读一段圣经，再作祷告即成。在食堂里都是混坐，但相当固定，因此同坐的可能有印度同学及马来同学，甚至伊邦同学，我的同桌就有印度同学。吃饭前必须唱谢饭歌，才可以进食，进食时采用两把汤匙制，一把汤匙取菜，放入另一把汤匙，才放进自己的口里。比现在的公筷更先进，想不到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实行了。
虽然我们有各种球类运动，但我们特别盛行打排球，每季都要出征好几次，到其他学校去比赛。每年都举办游艺晚会，有一年我们演了一出话剧，叫 " 拉让江畔 " ；描绘一个少女因反抗父母指定的婚姻而投江自杀的情节，在本地的报刊上论战了两星期，好不热闹！我们一斑还举办毕业旅行，坐船到首府古晋去作一星期的旅行，我们到三都望海滩去游泳，爬风洞等活动。诗巫在内陆，许多人没有看过海，因此大家大开眼界！
五十年代初，因中国共产党成功建国，也影响本地的年轻人的思维，思想左倾，爱看红书，也唱红歌，甚至闹学潮。我们的校长是从福州古田逃来，会讲道地的福州话的美国人，他曾在古田旧城美以美教会设立的怀礼医院当过院长，他的办公室就遭人泼大便，警探来查了好久，也无下文。诗巫的教育厅长来巡视校园时，他的座车的钥匙也被人取走，一时无法驾回。有一些同学因太过激进，而被遣送回中国的有之，也有的自己回去升学的也有之，但这些人都被禁止返回砂罗越。
因为当时非常缺乏师资，因此我们的老师都是从各地方来的，所用的方言也各异，讲起华语南腔北调，我们都习以为常。我们的中华文学的老师，有的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高中生，有的甚至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私塾老师，授课时是用福州话讲解的。教我们英文文学的是英国来的诗巫教育厅长的太太，标准的英语发音，听起来非常舒服，大家都喜欢听她的课。
我们虽然是会考班，但我们却非常享受学校的生活，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同学毕业后都得进入社会大学，无法升学，因此成绩对我们来说并不怎么重要，而且升学的机会也不大，一来本地没有大学，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收生不多，华校生也无法进去。在这段时间，我竟发现我有一种特别的分析能力，比方龟兔问题，或鸡兔问题等，我都可以默算出其答案，但我却无从把它用方程式或公式算出来。在会考场上, 我的隔座是一位参加初中会考的女生，我看她对其中一题算数题，苦思不得其解，我就告诉她答案。后来我在工作场合遇到难题，我都会利用就寝时，分析难题，往往都会得到解决的方法。全砂罗越高中会考的成绩，却考得非常好，更促使我想升大学的愿望。钟铁民同学邀我一起去台湾上大学，因此当时虽然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在招生，但没有我想读的科目，而没有去应考。可是台湾方面却迟迟没有消息，当第二年开学时，我为了不想浪费时光而暂时去报读英文部。
离校四十年后的1995 年12 月12 日，我们两班86 名的同学中，竟有三十多人出席了聚会，大家见面恍如隔世一般，有些同学都无法辨认。此后，我们每年的12 月12 日都举办聚餐会，有时也组织参观团，到附近地方重温旧梦，有两年我们被晶木酒店集团的老板许如衡同学招待到他的木胶度假村欢度团圆聚餐会。2014 年许同学已经宣布再招待我们到木胶度假村团聚，我们每年的聚餐会的费用都是同学自动报效的，大家都深怕轮不到自己！我们还在2005 年出版了离校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而且是由我任主编，虽然不算怎样特别，但却是一本值得纪念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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